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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子兵法】二作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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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8-11 23:16:19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孙子兵法】二作战篇
原文:作战第二

  孙子曰: 
 【原文】 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译文】孙子说:要兴兵作战,需做的物资准备有,轻车千辆,重车千辆,全副武装的士兵十万,并向千里之外运送粮食。那么前后方的军内外开支,招待使节、策士的用度,用于武器维修的胶漆等材料费用,保养战车、甲胄的支出等,每天要消耗千金。按照这样的标准准备之后,十万大军才可出发上战场。 
 【原文】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译文】因此,军队作战就要求速胜,如果拖的很久则军队必然疲惫,挫失锐气。一旦攻城,则兵力将耗尽,长期在外作战还必然导致国家财用不足。如果军队因久战疲惫不堪,锐气受挫,军事实力耗尽,国内物资枯竭,其他诸侯必定趁火打劫。这样,即使足智多谋之士也无良策来挽救危亡了。所以,在实际作战中,只听说将领缺少高招难以速胜,却没有见过指挥高明巧于持久作战的。战争旷日持久而有利于国家的事,从来没有过。所以,不能详尽地了解用兵的害处,就不能全面地了解用兵的益处。 
  【原文】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近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力屈中原、内虚于家,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军罢马,甲胄矢弓,戟盾矛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①杆一石,当吾二十石。
? ? 【译文】善于用兵的人,不用再次征集兵员,不用多次运送军粮。武器装备由国内供应,从敌人那里设法夺取粮食,这样军队的粮草就可以充足了。国家之所以因作战而贫困,是由于军队远征,不得不进行长途运输。长途运输必然导致百姓贫穷。驻军附近处物价必然飞涨,物价飞涨,必然导致物资枯竭,物财枯竭,赋税和劳役必然加重。在战场上,军力耗尽,在国内财源枯竭,百姓私家财产损耗十分之七。公家的财产,由于车辆破损,马匹疲惫,盔甲、弓箭、矛戟、盾牌、牛车的损失,而耗去十分之六。所以明智的将军,一定要在敌国解决粮草,从敌国搞到一钟的粮食,就相当于从本国启运时的二十钟,在当地取得饲料一石,相当于从本国启运时的二十石。
? ? 【原文】 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车战得车十乘以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 ? 【译文】所以,要使士兵拼死杀敌,就必须怒之,激励之。要使士兵勇于夺取敌方的军需物资,就必须以缴获的财物作奖赏。所以,在车战中,抢夺十辆车以上的,就奖赏最先抢得战车的。而夺得的战车,要立即换上我方的旗帜,把抢得的战车编入我方车队。要善待俘虏,使他们有归顺之心。这就是战胜敌人而使自己越发强大的方法。
  【原文】故兵贵胜,不贵久。
? ? 【译文】.所以,作战最重要、最有利的是速胜,最不宜的是旷日持久。 
  【原文】故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
? ? 【译文】真正懂得用兵之道、深知用兵利害的将帅,掌握着民众的的生死,主宰着国家的安危。 
  [注:] 
  ①:“忌”加“艹”头。 

  春秋时期,诸侯蜂起,相互间攻伐砍杀,连年征战不断。每发动一场战争,从招募士兵、操练军队、调集物资、组织运输,到行军布阵、攻城掠地、血肉相搏,直至尸横遍野,战争结束。对交战双方来说,无论胜负,还是媾和,都要耗尽大量人财物力,以致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因此,如何以最小的投入换取最大的胜利,成了军事家们必须考虑的问题。
  
  《作战》篇从战争对人力、财力和物力的依赖关系出发,着重论述了“兵贵胜,不贵久”的速胜思想,并提出“因粮于敌”等原则,充满了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观点。孙武指出,凡兴兵打仗,除出动战车千辆、辎重车千辆,千里运粮之外,还要部署各种武器装备、器材物资的供给,伤亡人员的补充,提供外交使节的往来费用,以及前方后方各项与战争有关的开支等。所有这一切,糜费巨大,以“日费千金”来形容并不为过。这样,才能保证十万大军顺利远征。
  用这样庞大的军队去作战,当然要求速战速决,尽早取得胜利。旷日持久地拖延战争,只能带来一连串的弊端,军队疲惫,锐气挫伤,战斗力削弱,国家财政府库空虚。一旦有其他诸侯趁此鹬蚌相争之机出兵,后果将不堪设想。即使有高明才智之人,也难挽回危局。故只听说用兵打仗宁可笨拙也要迅速获胜的道理,而从未闻有光顾显示技巧久拖下去的。拖延战争决不会使一个国家获得利益。所以,若不深知其中害处之人,肯定不懂得打仗务求速胜的种种好处。
  
  善于用兵的将帅无不坚持速胜论的军事指导思想,同时在具体的军事行动中遵守这样一条军事原则,亦即不是一味地从本国征调军队,也不能过多地从国内千里迢迢地调运粮草,而是要想方设法地在敌国解决粮草和兵员补充问题,“因粮于敌”,“务食于敌”,善待和使用俘虏。从敌人那里获取一钟粮食,其利相当于从国内运送二十钟粮食;获取一石饲草,其利相当于从国内运送二十石饲草。对俘虏“卒善而养之”。然后编入自己的队伍充实军力。再加上赏罚分明、激励士气等手段,这支军队就会愈战愈勇,愈战愈强。
  
  导致国家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远道运输,百姓因运送军备而疲于奔命。靠近军队的地方则物价飞涨,结果弄得军中生活困难,国家为支撑长期的战争和远道运输,别无选择,只有不断地加重赋税。如此一来,举国上下是一片“力屈、财殚”的局面。生民涂炭,国步维艰,也就在所难免。
  
  说到底,善于用兵打仗的将帅一定要贯彻速胜的思想,也要尽可能地避免远道运输的毛病。这关系到国家的安危。
  
  孙子总结长期以来的战争经验,提出速胜的军事思想在许多场合下是合理的。一方面可以减少战争中人、财、物力的消耗,另一方面又可防止“诸侯乘其弊而起”。但今天的人们在阅读《孙子兵法·作战》篇时,如果将这作为普遍的永恒不变的军事思想或原则来看待,是会遇到一些麻烦的。如弱小民族在反对强敌入侵时就不适用,还须仔细把握速胜与持久的辩证关系。

? ?? ?? ?? ?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 ???无论是孙子时代,还是今日的21世纪,打仗都要花费巨资进行,虽然战争时间日益缩短,但只要未能在短期内取胜,无论是谁都有可能元气大伤,无论它是当今超级大国美国、还是名贯东西方的战斗民族俄罗斯。 。 旷日持久的战争,不仅会削弱军队实力与士气,还会加重国内经济负担。因此亚历山大东征时到了印度亚历山大的部下会想家会厌战,一战时期的德国虽然打遍欧陆无敌手,但是最终因为国内经济出问题而失败了。

而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在防御战中怀着必胜信念的民族,他们在民族解放战争、反侵略战争中无论时间会持续多久、牺牲会如何地巨大,都愿意与入侵者打下去,直至入侵者战败。

就比如以“帝国坟场”闻名于世的阿富汗,实力从古至今都不如那些入侵它的国家。但是阿富汗人却将任何一个企图控制这里的政权深陷于此,无论是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有战斗民族之称的苏联人、当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美国,都在此被打得头破血流、几近亡国。

除了经济在持久的进攻战中受损外,另一个方面就是军力问题,一支军队虽然可以通过种种方式获得兵员补充,但就军队战斗力而言,却未必可以随着人数的回升而回升。除非那是只靠人海取胜的原始社会时代。

兵员数量可以补充,但对于一支受到重挫的军队而言,其战斗力势必打折而且难以维系,无论它消灭了多少敌人、占据了多少城市。



而这,皮洛士的胜利就可以证明。

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无论人类战争如何演化,广义消耗战都是存在的,为了达成某种目的,就必须做出消耗,无论以何种方式去达成。应该说一件事一般说来有两面性(也存在着其他情况,如抛掷硬币,硬币可能立着),旷日持久的战争虽然也在消耗敌军实力,但就成本而言,发动者的损失与代价却要大于其他参与者。当一方陷入战争泥潭,就有人支持挨打者,这便是两线作战。

前5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14、5世纪的英法百年战争(虽未引出新的入侵者但却闹出农民起义与日后的红白玫瑰战争)16世纪的意大利战争、西班牙对外战争(16世纪时西班牙接连发动对英国、尼德兰、法国的战事)、伊土战争都是如此。

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这里所说的速度,是指进攻战中的,但作战中,不仅攻守位置发生互换,所执行的战略也不应一沉不变。



一战之时,德国人就是一昧地求速而被打败;二战之时,在对苏战略上重拾“速胜主义”,对苏联人了解的还不够,不知蚕食只知鲸吞,所以失败了。

而东方战场上的日军所谓“三个月灭亡中国”、“X年亡华”可以说是速决战。

为了应对较中国强大的日本,也为了扭转彼此实力,中国抗日武装采取了“避实击虚”策略,用人民战争与游击战的办法应对日军,取得很大成就。

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人类战争历史上,有很多深陷于两线作战而导致灭亡的国家与政权:二战的日德,19世纪的拿破仑帝国、一战的德国、16世纪的西班牙;也有多个国家因为打了很久的仗而筋疲力尽的,埃及与赫梯帝国的战争、亚历山大东征、汉朝对匈奴、羌族的战争、拜占庭与萨珊帝国的战争、英法百年战争、万历朝鲜战争、伊土战争、明末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越南战争、两伊战争、苏军入侵阿富汗,以及近15年的伊拉克战争。

英法百年战争打了116年,这一期间法国人、英国人付出了沉重代价,不仅被黑死病夺走了成千上万人,还引发了农民起义——法国乡下佬起义、英国瓦特·泰勒起义。



也就是这场战争,英国人放弃了对大陆的争霸,,都铎王朝建立后英国人开始了它海上争霸的道路。

另外的,我们也要知道,并不是任何一种战争都是如此。

就比如:A国与B国作战,A国实力不如B国,但A国有许多方面是B国所不具备或不擅长的,那么A国为了打败B国就会按照这一情况与B国玩持久战,一方面削弱B国占领军实力,一方面努力提升自身实力。

如果要证明,第二次布匿战争、1812年俄卫国战争、二战期间的苏德战争可以说明。

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不能认清打仗的弊端,也就不能知晓打仗的有利面。前面说过无论战争如何演进,都会出现消耗的情况。这消耗便是打仗的基本弊端,而在认清为何要让对手也付出消耗的时候,它所能产生的价值也就来了。击毙一个敌军士兵需要扣动一次扳机击发出一枚子弹,但如果不扣动扳机击发出这枚子弹,就会让这个士兵给我军造成一定伤害。虽然不是太大,虽然只是扣动了一次扳机、击发出了一枚子弹,也只是打死了一个士兵,但是试想一个班十个人,被击毙了一个,这个班能给我军造成的威胁必定减少了一分。同理的,狙击作战中,狙击手所要击毙的狙击手、军官、通讯兵、排头兵(行军中走最前面的小兵)等也是一样。即使是后方从事军需品生产、恢复伤兵战斗力的非战斗人员,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是会产生很大影响的。



但是光顾着好而忘记弊端的,却是用兵大忌。在战争领域以外,有许多人为追求财富、名利而忽视代价、成本。有人为了做官而选择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走后门塞红包等手段,不仅自己倾家荡产,也会在败露之后为人民群众所唾弃。上世纪5、60年代以来,为了“赶英超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国人在大跃进时期,四处放卫星、四处吹牛皮,当时有这样一句话:“肥猪赛大象,就是鼻子短;全社杀一口,足够吃半年。”中央接到的各省份粮食产量看似惊人、堆积如山,但是在三年自然灾害里还是有人勒紧裤腰带过活、还是有人饿的发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为了炼铁,不仅搜集全国铁制品还乱砍滥伐。破坏自然的现象,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几年仍然存在。而近些年,许多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染上了黄、毒、赌、网四害,更有甚者为了慰藉自己的心灵,沉迷于不良游戏、拿着“言论自由”的幌子四处流动,这些人这些做法,只会伤害自己、危害社会!

而这些,远远比过去以来的黄赌毒更为严重。

另外的,过于看重胜利或失败,也是如此。

打了败仗,不可气馁,应该认真地吸取教训并燃起斗志;打了胜仗,不可沉迷于胜利,应该冷静分析制胜原因,发现不足并且认真改正,这样的将领,参与战争时就算最终败亡也是优秀的;这样的军队,参与战争才会无往而不胜;这样的民族,进行战争就算被彻底毁灭,也是令人尊敬的,可以配得上“优秀民族”这四个字。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再籍,征召第二批士兵与民夫。



三载,从国内第三次征集粮草。

取用于国,因粮于敌:这里的取用于国是指那些较敌国先进的武器装备要从本土征集,而那些较为普遍的物资来自于敌国与友军。

因粮于敌,在社会生产不如现代的过去,是盛行的。而对付因粮于敌,最好的办法是坚壁清野。古罗马的费边战术、苏俄内战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焦土政策则是如此。而中国,战国、清代、抗战均有坚壁清野的例子。

而反制坚壁清野较为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抗战时期日军在东北地区的工业建设。

而因粮于友,则产生于社会生产力发达的现代,特别是多国联合作战时期,二战时期、朝鲜战争时期、海湾战争时期都有因粮于友的案例。其中,最知名的,莫过于朝鲜战争时期,没有出动一兵一卒的日本,靠着自身地理优势与生产力(学《国防论》的一句话讲;“盟军可以禁止日本人斗争,而不能禁止他生活。”),管起了联合国军的饭,虽然最后是吃后方人民送来的炒面的志愿军将联合国军赶回三八线。

但是,同因粮于敌,这因粮于友也可以给与交战国一种启示:对于某种战略物资如果是来自于敌国的盟友,也应该阻止与破坏。



二次布匿战争时期,迦太基名将汉尼拔手中的骑兵来自于努米底亚王国,为了打击汉尼拔,罗马人在努米底亚王国发动政变,废掉支持迦太基的执政者,换上了亲罗马派系的,汉尼拔得不到骑兵,发挥不了他的长处,于是有了扎马之败。

而民国时期,日本对华实施经济封锁,不让西方列强从经济、军事渠道提升中国实力。

时至今日,马岛战争风云中,击沉英皇家海军谢菲尔德号驱逐舰的阿根廷空军的武器飞鱼导弹来自于法国,于是英国人向法国人施加压力,断了飞鱼导弹的供应。

而应对这种打击,最好的办法,在于自给自足。建国后面对西方国家技术封锁、中苏矛盾以致技术合作终止,中国人还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走 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研发的道路(当然咯,这要取决于当时的生产力)。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

大军远征,随着战线拉长,运输线便会绵长脆弱。为了提供充足物资,便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运输,运输途中又受敌国军民袭击,这便会给本国民众以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了支援远征军,征集士兵与军需品,而这些又为敌国军民所消灭与占有(即使征集的士兵从出发到终点一个都没事,也会加重补给需求,二战太平洋战场日军就有所急需的补给量少于援军与本有兵员之总和的情况)。为了维持运输线,又增加了新一批部队,然后就需要更多兵员与物资,之后陷入恶性循环。



抗战时期中国军民就曾对日军运输线实施多次打击。

到了朝鲜战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曾对志愿军运输线实行空中打击,但是志愿军却用惊人的工程手段创造了一条钢铁运输线;到了越南战争,越南军民利用着名的胡志明小道更是一次又一次地从友邻国家、地区获得了大量物资。

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

军事战争中,一切物资没有经费不飞涨的,物价飞涨群众手里的购买力就会下降,原本能买十斤肉只能买一斤,货币没法流通,军费增加就会赋税的增加。1377年-1380年英国议会对下层人民索要人头税,从1377年14岁以上者都要上缴1枚银币开始到1380年的15岁以上者每人要交纳3枚银币,为了的就是填补军费缺口,但却引发瓦特·泰勒起义。

而19世纪初拿破仑第一次下台时,也有因为军费负担加重而引发国内一片厌战情绪。20世纪之初,德意志第二帝国同样是因为经济问题而引发基尔港水兵暴动、十一月革命。

至于中国,没有一次农民起义不是因为赋税加重而揭竿起义的,其中元末农民战争、明末农民战争,就是这样。拿明末农民战争来说吧:为了与清军、农民军作战,明朝政府一次又一次增加赋税,而横征暴敛之下苦不堪言的农民不反抗就没有活路。随着农民起义扩大,就会卷入更多人参与,明政府河南的福王就是促使更多人参与起义的人。这正如《国防新论》中所说的:“人民的叛乱,可以用军队镇压、用特务暗杀,等到军队叛乱、特务人员叛乱的时候,怎么办呢?人心一旦瓦解,组织再严密都是无用的。”



而一些农民起义里有多数官军出身,他们未必是因为农民军中有宋江那样名望非常高的黑白通吃的大人物而去参与,更多的是因为生活所迫,明末农民战争就是这样一场战争。

这就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

国家既然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那么随着军费负担的加重,就使国内经济实力趋于衰退直至崩溃。穷人的数目在这种经济力下滑的时候不会也跟着下滑,它会呈反比例函数上升。即使政府让那些手握大笔钱财的富翁出资,也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明末农民战争之时,河南洛阳的福王就是个吝啬于出资犒劳士兵的人,只出了4000两,有3000两还被守军将领私吞,这自然导致洛阳之战的最终结果:守军开城迎进了李自成,李自成杀了福王还散尽钱粮救济百姓,使起义军达到百万之多。

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



战争之时,大批肢体健全的青壮年会去上阵打仗,这就使劳动力开始短缺,劳力短缺,那么儿童、老弱会去填补空缺。劳动力或许解决了,但是生产力却降低了:原先要由那些技术掌握程度熟练的人去当了兵,那么要完成它的便是这些菜鸟。质量就此降低,精品也就成了豆腐渣工程。

二战最大的航母——信浓号就是这样。

除了劳动力短缺致使军需品产量降低、质量也出现问题外,还要拿这些又少又差的军需品去装备前线士兵,这么一来,恐怕即使是唯武器致胜论者也不得不承认武器以外的致胜因素。常胜军战绩下降,原先能攻克一座大城市的到最后恐怕连一座城市住宅的一角也碰不到。原先只需伤亡100人(或者更少)就会获得的胜利变成了必须损失200人、500人、1000人甚至更多人才能获得。

于是,国内会征集更多的人参军,兵检不合格的人也就上了前线。日本二战老兵斋藤邦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上阵的,虽然他之所以兵检不合格是因为大量喝酱油想逃兵役。

虽然一支军队因此成了“万人不死军”,但是对于一支昔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常胜军而言却早已不复存在,覆灭的命运在劫难逃(在后面的兵势篇讲具体描述一支强大的军队是如何走向覆灭的)。

前线的部队兵员或许因此充足了,但是后方劳动力却更加不足了。于是那些种族主义者也不得不调整政策,原先会被迫害、逮捕、屠杀、歧视的、会被施以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措施的也就可以活下来,充当劳动力的去当劳动力,充当士兵的就去上阵,管你体检如何、种族如何,都要。



于是,国内罕见的外族劳动力成了常态,万历朝鲜战争后期,日军就大量地抓捕当地朝鲜人运回国内种田。

而如果连种族主义者都不愿做的事都做了,但战争还在打。那么,就会有从外国购买劳动力、兵员,这就是雇工、雇佣兵(历史上有很多找其他国家、地区的人去为本国服务的,他林敦人与皮洛士、罗马人与日耳曼人,这种情况,甚至连《格列佛游记》里也有讲)。外债形成了,为了偿还外债,政府会让那些手里还有钱的出钱去支付,钱付完了还不够或还要借的话,就会有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质子”的情况——把儿子送出去当人质做抵押,有女儿的话就会和亲,能当人质、和亲女子的儿女送出去后若还没有解决问题,就会变卖生产工具,于是剩下的远征军连劣质武器都没有了,都赤手空拳、拿石头木棍去战斗了(甚至手脚、牙齿);生产工具典当完了,就去搜集国内的矿藏、动物、木材,拿去国际市场上卖;矿藏、动物、木材完了就割让土地,先是辛苦夺来的占领地,然后连远征军战斗的阵地也变成讨债国所有,之后就是国内土地;土地割让完了,残存的人流于四方,与其他民族融合,留在故土的则成了奴隶,一个民族就这样瓦解了,祖先遗留下的遗产花完了。

而有勇气的一种做法,面对讨债者的做法,就是:割让土地割让到一半或快完的时候就反悔了,于是先前发起侵略战争的成了新的抵抗者,讨债者发动了新一轮侵略战争。被追债的为了打败讨债者,团结在了一起,他们将这个民族剩余的人集中在一起,原先在外的军队如有剩下也不打了全叫回来,与旧敌缔结合约就撤军了,而这一时期首都外全丢了,大家联合在一起,高高在上的放下架子、会浪费的也不再浪费,所有人都开始关心起来。

男人会去使用老旧、原始的武器,女人全都开始处理最基本的后勤供应,她们也会上阵、也会医疗伤兵,也会剪下头发捆扎那些需要固定的物件。第一年守住了,第二年食物匮乏了,于是一日三餐开始发生变化,变为两餐:白天一顿晚上一顿;第三年里变成了只有一顿,第四年里彼此开始交换孩子煮食吃掉,少年儿童、婴幼儿成了食物,第五年里开始吃老人,第六年里吃残疾者,第七年里吃妇女,第八年里开始论各种条件吃军官,第九年里小兵们开始吃战友,为了让自己活下来;每天每夜都会有人被扔进锅里煮,也有人还没等揭锅就被暗中埋伏的战友用绳索活活勒死,与自己以前吃掉的亲人、上司、战友一样上了餐桌(这虽然发生概率特别小,但不排除不会发生这种事的可能)。第十年里,仅存一个人时,没法守了,国破家亡,一切都完了。中国古代就有一些为了打下去而吃人的守城战。

另外的,为了打赢第一场侵略战争,讲道义的便会不讲道义,会投放生化核武器,会搞屠杀、会杀害俘虏,崇尚科学的会变得走火入魔,什么丧心病狂的玩意儿都会问世,更何况自杀武器、气球炸弹这样“彩票型”武器?

还有的,原本会执行稳定的人口生育政策的,也会为了战争而乱起来:法定的结婚年龄会越降越低,只能生一个的变成越多越好,只能娶一个的也会变成稀有动物,甚至因为“不遵守法律”而遭殃。



二战时期,日本就执行过这样的人口生育政策。

除此之外,为了战争,间谍特工、伪军伪组织成了辅助工具,中外历史上间谍战屡见不鲜;而伪军伪组织则是18、19世纪以来问世的。

二战时期的远东、东南亚、东欧、西欧均有伪军,甚至说按照对伪军的定义,冷战时期两大军事集团之中的华约也算。

间谍、伪军伪组织使完了,便会用假钞,他们会用当地通用货币制造假钞,让间谍带着它们四散传播,让敌国社会经济因此崩溃,然后利用屈服的上流社会人士去推广本国货币,从经济上消灭敌国。

二战时期,日德两国均有采用前一种方法,但都没有达到第二种方式(在第二种还没登场时它们就玩完了)。

经济手段用完了,就用文化。一方面用武器、刑具迫害那些不愿用本国文化的人,,一方面则用利益使占领区民众采用本国文化,当软骨头出现时就召开表彰大会奖励这些人。



历史上的汉文化、阿拉伯文化、雅利安文化(特指种姓制度)、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日本文化(二战时期)都是靠着类似或完全这样的手段建立了它们的帝国。

而如果这还不够,间谍就用宣传攻势,结合手里的关于敌国在战场上的暴行、败绩、逃兵这些负面资料去鼓动未占领地民众向政府施压,让他们停止战争。

如果鼓动不成,特工人员就会发动政变,将主和派推上执政府,迫害、暗杀主战派。

政变不成就用那些软骨头,让他们去宣传占领地的福利,策动敌国民众跑到占领地,投向侵略者的怀抱。

这还不够的话,就制造叛乱,搅乱未占领地。

叛乱不成,就用国际舆论,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从国际舆论上打击抵抗者。



国际舆论不成,就将这场局部战争打成多对一的战争。这便是以侵略为目的的联军战争,历史上的英法联军、八国联军、联合国军、多国部队打的就这样的战争。

当然,肯定有人出于政治考虑,不愿挑起者做大。他们会参战,会支持抵抗者(前面的第二场反侵略战争也是一样)。

于是,负担大的败亡了,轻的崛起了;挑起者即使取得胜利也会因为分赃不均与盟友产生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内讧而打起来的!

两次世界大战,谁都得不偿失:胜利者虽然取胜但有一大片烂摊子等着他收拾;失败者还要偿还各种债务;一些国家或灭亡,或肢解,或合并;一些民族成了流浪者,一些民族衰亡了;土地大的国家成了小国,有钱的国家变穷了,还有一些国家在政变或新一轮内战中换了制度、改了政府。而那些本是一个民族的因为分成南北两半而打起内战;有殖民地的国家或爆发殖民地独立运动,或像《凡尔赛合约》、《雅尔塔协定》那样,交由胜利者、送还本有者。

至于那些负担轻又选择正确的胜利者,穷国摇身一变成了头等富国,成了债权人,四处放债,四处牟取暴利;原先基础差的经过洗礼后知道了该如何建设。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结束了,但是:有复国梦想的人领军抵抗殖民者,寻求民族之独立自由、国家之复兴强盛;因为战后待遇而对执政府不满的,他们会拿起武器暴乱、举起旗帜、横幅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宣传手册建立社团政党,总之都在为自己的战后待遇而战。美国一战之后,大批退伍军人因为退伍金问题而与那些成为军警的父辈兄弟发生冲突。在国家修补战争创伤的时候,也会有那么些人在作死,打完仗就大肆庆祝。《战国策》就有这样的话:“死者破家而葬,夷伤者空财而共药,完者内酺而华乐,故其费与死伤者钧。”说的是阵亡者的家属为了安葬这些亲人而倾家荡产、打仗受了伤的为了医治他们,他们的家人拿出所有积蓄去买药材,侥幸存活的在家里庆祝、狂欢,这些人(指侥幸存活的人)所拿来庆祝、狂欢的费用居然与前两种人(死者家属、伤者家属)一样。



即使的,即使那些幸存下来的本国民众,他们不仅要散尽家财埋葬死亡的家人、医治受伤的亲人、照顾那些老弱残幼,还要作死的为那些侥幸存活的从前线归来的家里人举办宴会(据我所知,乡下还有一种怪异的方式,就是死者安葬当日会以所谓的行孝为名义举行宴席),钱花得不够了,政府还会出钱扶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破产真的不可能!

而历史上,因为穷兵黩武而削弱自身实力导致自己走向覆灭的案例,有很多:战国时期的齐国、中山,三国时期的蜀国,隋朝(打高句丽),外国的亚述帝国、波斯帝国、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王国、威廉二世时代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其影响直到希特勒上台才结束),还有美苏两国。如果要举一个离我们算近的,莫过于两伊战争,两伊战争前伊拉克、伊朗都是中东世界里数一数二的富国,但是八年战事之后,石油出口骤降、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美元、各自经济发展计划也因为战争至少推迟了20-30年,彼此差点经济崩溃。

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秆一石,当吾二十石。

一钟、二十钟、一石、二十石,比例虽然夸张,但是对于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不去从敌人、友军手里获得则是不利于本国经济建设的。

“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没有枪没有炮,自有敌人送上前”一系列以战养战特点的语句,发生在那些生产力低下无法长期维持军械补充的国家(就比如以前的中国,但事实证明,抗战时期中国军民也不完全靠缴获,他们也自行生产轻武器)。

而无论何时何种情况,也都存在一钟广义上的以战养战:



战败的军队、国家、民族在战败未亡之时会更具有复仇、追求胜利与荣誉,更会从失败中汲取养分,正如甲午之战后的中国、一战之后的德国、二战之后的日本这三个国家。

而战胜方会对作战过程进行回放,找出不足,进行研究、改正与弥补。

而也在这种情形下,入伍新兵洗礼之后成了老兵,老兵又成了精英分子,不会打仗的小白、菜鸟成了虎将、军神,射击水平差的也会成为狙击手。

狭义上的以战养战——从敌国、友军、中立国手中获得自己需要的物资;而广义上的以战养战,则便是指吸取教训获得经验。

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就是从士气、精神方面着手激励,自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中国人就用封赏方式鼓励士兵作战。宋代时期,为了让流氓兵发挥战斗力,有人甚至开赌局出老千坑他们的钱,让这些输了钱又急于还债的手下对他惟命是从,上阵杀敌。明朝时期,明朝政府规定小兵若在战斗中至少割了一个敌军首级,要么升官,要么获得五十两赏银。万历朝鲜战争中,为了顺利攻下平壤,李如松将军虽然要大家不要割首级,也规定:先登城者赏银五千两。



也有激发士兵情感的,即墨之战田单让燕军挖掘即墨居民祖坟,还将亲人的遗体拉出来焚烧。也有失败的,就比如靖难之战的宋忠,想欺骗士兵说他们的家人被燕王朱棣的手下给关起来处理了,但是朱棣却识破伎俩,让手下对着宋忠的部下喊话,喊的又是对面士兵们所关心的人的名字,有朱棣用手下张玉等人的死激发士兵士气。

明清时期基本为关系,卢象昇的天雄军、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就是这样。

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

孙子时代是车战盛行或者说开始由盛转衰的转折期,由于是诸侯国间的军阀混战,社会发展虽然在继续前行但速度较为缓慢,因此在那个骑兵、铁兵器还没有成为主导力量的年代,战车、青铜兵器也就继续承担主角任务。在这种情形下为了适应本国生产力、降低本国民众负担,便有“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此类语句。

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古代中国战争,拼得最多的是人口,一支连续作战的军队必然因为伤亡而要征集大量本国民众填补缺口。这必然增加本国民众负担,特别是劳动力因此削减之后。



为了避免劳动力数目不足导致生产力降低这一问题,也就有了优俘政策。

前面说过,为了结束战争,人道的会不人道,种族主义者也会放弃种族政策,各种极端的做法会井喷地冒出来。

同理的,建立伪军伪组织、不再对战俘、当地民众予以屠杀、迫害,也就成了常态。甚至于原先殖民地的人民也被发动起来。

二战时期,在中国有大批伪军,而在朝鲜半岛也有大批壮丁去日军部队当兵。

甚至于西方列强中也曾有大批士兵来自于殖民地,其中最有名的是19世纪参与印度民族反英大起义的印度雇佣兵。

俘虏被说服后,可以继续参军、可以当向导,总之一句话被俘且被说服的人叛国了。



但是在反侵略战争中,俘虏的敌国士兵,那就真的有用了。

他们的语言、军服、通讯手段都可以成为利用的东西。

说到这里,不妨看一下《日内瓦公约》以前老外是如何对待战俘的:

欧洲人会拿俘虏要赎金,只要你是贵族,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爵位,统统都要赎金,因此战场上被俘虏的贵族可以免得一死(也有处于政治考虑,不愿意将一个有贵族身份的人杀掉进而引起更大的战争,温斯顿·丘吉尔当战俘的时候就被如此处理),会被供养一段时间,直至被赎回。这一方法,无论是海盗时代,还是骑士时代都是这样。而小兵,要么被处死,要么做起苦工;叛徒、叛教者格杀勿论;异教徒、愿意改宗的异教徒,活的几率很低。

而对于那些平民,参与战斗的平民,如果你不是贵族、不是那种在舆论界工作的人,那么只要家里有钱还是会被勒索赎金。个别虚伪的人,为了替自己做辩护,对记者会既往不咎。

另外的,欧洲人也会交换俘虏,古罗马时代开始就有交换俘虏的习惯。交换俘虏,东方人看起来不一样,会被调查、未经上级批准擅自做主交换的还要挨批。



而至于南亚、西亚,既没有什么交换俘虏也没什么给赎金,男的做苦工,女的也一样,还要做性奴,总之没有人权。

纵观中东历史,唯一一个因为对待俘虏的行为而被敌人称赞的是萨拉丁大帝。萨拉丁之后基本都是处死。

至于蒙古人,他们恐怕是世界上第一个看中俘虏身上的生产技能的民族,对于那些有生产技能的被俘虏的工匠一向不处死,但是并不代表就不会殃及这些工匠的熟人。

而日本,说道日本,大家非常痛恨,说道日本人的对待俘虏的政策,所有人的观念基本是杀。

但是处死俘虏,恰恰是明治维新之后的。明治维新之前因为皇权旁落,没什么凝聚力,也就谈不上太高的忠君思想。日本人对待俘虏,都是优待的(在明治维新前),俘虏会被视为弱者,但是他们也会给与那些武士自我了断的机会,唯一不宽容的是忍者。

而明治维新之后,既然被要求无限忠诚,也就可以做出惨无人道的事。所以我们说,明治天皇是近现代日本兴亡盛衰之关键人物。



除了战车、士兵,可为我所用,还有战马,战国时期的李牧、安史之乱的李光弼均有应用生物学方面的异性相吸原理从匈奴人、史思明手里获得优良马种的案例。

故兵贵胜,不贵久。

打仗求快,不求慢。这里所说的速胜、持久是指战役、战斗中的,之所以求快是因为要防止敌军增援、战局生变;之所以求慢,是因为要尽可能地阻止敌军与援军会和。

在今日,速度制胜已成为决胜的不二法门。就连斩首行动、闪电战、外科手术式打击也要求动作迅速、命中准确无误、下手要狠。

但是防御战中,若没有死磕的本钱与决心,就要采用持久战法,先培养、扭转再求决胜。

持久战,专门为强敌——强大的入侵者开创的致胜法宝,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攻守态势为先守后攻(先在防御战中积攒力量,然后在反攻的时候给与敌人致命一击),战术原理在于消耗敌人壮大自己;而在消耗敌军实力的同时,应该尽量保存自身实力,将伤亡降至最低,想尽办法最大限度杀伤敌军。如此,弱小的抵抗者也可以在最后扭转战局。



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



以任何形式、数目存在的集体里,发挥作用的首先是那些有觉悟的人;在那些有觉悟的人中,处于首位的是那些知晓凡事利弊的人;而在那些通晓利弊又有觉悟的人中,处于首位的是那些品质中被“知道该做些什么”这一思想所浸泡的人。

孙子曰:凡用兵之法,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

无论是孙子时代,还是今日的21世纪,打仗都要花费巨资进行,虽然战争时间日益缩短,但只要未能在短期内取胜,无论是谁都有可能元气大伤,无论它是当今超级大国美国、还是名贯东西方的战斗民族俄罗斯。



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

旷日持久的战争,不仅会削弱军队实力与士气,还会加重国内经济负担。因此亚历山大东征时到了印度亚历山大的部下会想家会厌战,一战时期的德国虽然打遍欧陆无敌手,但是最终因为国内经济出问题而失败了。

而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在防御战中怀着必胜信念的民族,他们在民族解放战争、反侵略战争中无论时间会持续多久、牺牲会如何地巨大,都愿意与入侵者打下去,直至入侵者战败。

就比如以“帝国坟场”闻名于世的阿富汗,实力从古至今都不如那些入侵它的国家。但是阿富汗人却将任何一个企图控制这里的政权深陷于此,无论是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有战斗民族之称的苏联人、当今唯一一个超级大国美国,都在此被打得头破血流、几近亡国。

除了经济在持久的进攻战中受损外,另一个方面就是军力问题,一支军队虽然可以通过种种方式获得兵员补充,但就军队战斗力而言,却未必可以随着人数的回升而回升。除非那是只靠人海取胜的原始社会时代。

兵员数量可以补充,但对于一支受到重挫的军队而言,其战斗力势必打折而且难以维系,无论它消灭了多少敌人、占据了多少城市。



而这,皮洛士的胜利就可以证明。

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

无论人类战争如何演化,广义消耗战都是存在的,为了达成某种目的,就必须做出消耗,无论以何种方式去达成。应该说一件事一般说来有两面性(也存在着其他情况,如抛掷硬币,硬币可能立着),旷日持久的战争虽然也在消耗敌军实力,但就成本而言,发动者的损失与代价却要大于其他参与者。当一方陷入战争泥潭,就有人支持挨打者,这便是两线作战。

前5世纪的伯罗奔尼撒战争、14、5世纪的英法百年战争(虽未引出新的入侵者但却闹出农民起义与日后的红白玫瑰战争)16世纪的意大利战争、西班牙对外战争(16世纪时西班牙接连发动对英国、尼德兰、法国的战事)、伊土战争都是如此。

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也。

这里所说的速度,是指进攻战中的,但作战中,不仅攻守位置发生互换,所执行的战略也不应一沉不变。



一战之时,德国人就是一昧地求速而被打败;二战之时,在对苏战略上重拾“速胜主义”,对苏联人了解的还不够,不知蚕食只知鲸吞,所以失败了。

而东方战场上的日军所谓“三个月灭亡中国”、“X年亡华”可以说是速决战。

为了应对较中国强大的日本,也为了扭转彼此实力,中国抗日武装采取了“避实击虚”策略,用人民战争与游击战的办法应对日军,取得很大成就。

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

人类战争历史上,有很多深陷于两线作战而导致灭亡的国家与政权:二战的日德,19世纪的拿破仑帝国、一战的德国、16世纪的西班牙;也有多个国家因为打了很久的仗而筋疲力尽的,埃及与赫梯帝国的战争、亚历山大东征、汉朝对匈奴、羌族的战争、拜占庭与萨珊帝国的战争、英法百年战争、万历朝鲜战争、伊土战争、明末农民战争、太平天国运动、越南战争、两伊战争、苏军入侵阿富汗,以及近15年的伊拉克战争。

英法百年战争打了116年,这一期间法国人、英国人付出了沉重代价,不仅被黑死病夺走了成千上万人,还引发了农民起义——法国乡下佬起义、英国瓦特·泰勒起义。



也就是这场战争,英国人放弃了对大陆的争霸,,都铎王朝建立后英国人开始了它海上争霸的道路。

另外的,我们也要知道,并不是任何一种战争都是如此。

就比如:A国与B国作战,A国实力不如B国,但A国有许多方面是B国所不具备或不擅长的,那么A国为了打败B国就会按照这一情况与B国玩持久战,一方面削弱B国占领军实力,一方面努力提升自身实力。

如果要证明,第二次布匿战争、1812年俄卫国战争、二战期间的苏德战争可以说明。

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

不能认清打仗的弊端,也就不能知晓打仗的有利面。前面说过无论战争如何演进,都会出现消耗的情况。这消耗便是打仗的基本弊端,而在认清为何要让对手也付出消耗的时候,它所能产生的价值也就来了。击毙一个敌军士兵需要扣动一次扳机击发出一枚子弹,但如果不扣动扳机击发出这枚子弹,就会让这个士兵给我军造成一定伤害。虽然不是太大,虽然只是扣动了一次扳机、击发出了一枚子弹,也只是打死了一个士兵,但是试想一个班十个人,被击毙了一个,这个班能给我军造成的威胁必定减少了一分。同理的,狙击作战中,狙击手所要击毙的狙击手、军官、通讯兵、排头兵(行军中走最前面的小兵)等也是一样。即使是后方从事军需品生产、恢复伤兵战斗力的非战斗人员,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也是会产生很大影响的。



但是光顾着好而忘记弊端的,却是用兵大忌。在战争领域以外,有许多人为追求财富、名利而忽视代价、成本。有人为了做官而选择阿谀奉承、溜须拍马、走后门塞红包等手段,不仅自己倾家荡产,也会在败露之后为人民群众所唾弃。上世纪5、60年代以来,为了“赶英超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国人在大跃进时期,四处放卫星、四处吹牛皮,当时有这样一句话:“肥猪赛大象,就是鼻子短;全社杀一口,足够吃半年。”中央接到的各省份粮食产量看似惊人、堆积如山,但是在三年自然灾害里还是有人勒紧裤腰带过活、还是有人饿的发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为了炼铁,不仅搜集全国铁制品还乱砍滥伐。破坏自然的现象,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几年仍然存在。而近些年,许多人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染上了黄、毒、赌、网四害,更有甚者为了慰藉自己的心灵,沉迷于不良游戏、拿着“言论自由”的幌子四处流动,这些人这些做法,只会伤害自己、危害社会!

而这些,远远比过去以来的黄赌毒更为严重。

另外的,过于看重胜利或失败,也是如此。

打了败仗,不可气馁,应该认真地吸取教训并燃起斗志;打了胜仗,不可沉迷于胜利,应该冷静分析制胜原因,发现不足并且认真改正,这样的将领,参与战争时就算最终败亡也是优秀的;这样的军队,参与战争才会无往而不胜;这样的民族,进行战争就算被彻底毁灭,也是令人尊敬的,可以配得上“优秀民族”这四个字。

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再籍,征召第二批士兵与民夫。



三载,从国内第三次征集粮草。

取用于国,因粮于敌:这里的取用于国是指那些较敌国先进的武器装备要从本土征集,而那些较为普遍的物资来自于敌国与友军。

因粮于敌,在社会生产不如现代的过去,是盛行的。而对付因粮于敌,最好的办法是坚壁清野。古罗马的费边战术、苏俄内战时期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焦土政策则是如此。而中国,战国、清代、抗战均有坚壁清野的例子。

而反制坚壁清野较为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抗战时期日军在东北地区的工业建设。

而因粮于友,则产生于社会生产力发达的现代,特别是多国联合作战时期,二战时期、朝鲜战争时期、海湾战争时期都有因粮于友的案例。其中,最知名的,莫过于朝鲜战争时期,没有出动一兵一卒的日本,靠着自身地理优势与生产力(学《国防论》的一句话讲;“盟军可以禁止日本人斗争,而不能禁止他生活。”),管起了联合国军的饭,虽然最后是吃后方人民送来的炒面的志愿军将联合国军赶回三八线。

但是,同因粮于敌,这因粮于友也可以给与交战国一种启示:对于某种战略物资如果是来自于敌国的盟友,也应该阻止与破坏。



二次布匿战争时期,迦太基名将汉尼拔手中的骑兵来自于努米底亚王国,为了打击汉尼拔,罗马人在努米底亚王国发动政变,废掉支持迦太基的执政者,换上了亲罗马派系的,汉尼拔得不到骑兵,发挥不了他的长处,于是有了扎马之败。

而民国时期,日本对华实施经济封锁,不让西方列强从经济、军事渠道提升中国实力。

时至今日,马岛战争风云中,击沉英皇家海军谢菲尔德号驱逐舰的阿根廷空军的武器飞鱼导弹来自于法国,于是英国人向法国人施加压力,断了飞鱼导弹的供应。

而应对这种打击,最好的办法,在于自给自足。建国后面对西方国家技术封锁、中苏矛盾以致技术合作终止,中国人还是靠着自己的能力走 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研发的道路(当然咯,这要取决于当时的生产力)。

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

大军远征,随着战线拉长,运输线便会绵长脆弱。为了提供充足物资,便会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运输,运输途中又受敌国军民袭击,这便会给本国民众以沉重的经济负担:为了支援远征军,征集士兵与军需品,而这些又为敌国军民所消灭与占有(即使征集的士兵从出发到终点一个都没事,也会加重补给需求,二战太平洋战场日军就有所急需的补给量少于援军与本有兵员之总和的情况)。为了维持运输线,又增加了新一批部队,然后就需要更多兵员与物资,之后陷入恶性循环。



抗战时期中国军民就曾对日军运输线实施多次打击。

到了朝鲜战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就曾对志愿军运输线实行空中打击,但是志愿军却用惊人的工程手段创造了一条钢铁运输线;到了越南战争,越南军民利用着名的胡志明小道更是一次又一次地从友邻国家、地区获得了大量物资。

近于师者贵卖,贵卖则百姓财竭,财竭则急于丘役。

军事战争中,一切物资没有经费不飞涨的,物价飞涨群众手里的购买力就会下降,原本能买十斤肉只能买一斤,货币没法流通,军费增加就会赋税的增加。1377年-1380年英国议会对下层人民索要人头税,从1377年14岁以上者都要上缴1枚银币开始到1380年的15岁以上者每人要交纳3枚银币,为了的就是填补军费缺口,但却引发瓦特·泰勒起义。

而19世纪初拿破仑第一次下台时,也有因为军费负担加重而引发国内一片厌战情绪。20世纪之初,德意志第二帝国同样是因为经济问题而引发基尔港水兵暴动、十一月革命。

至于中国,没有一次农民起义不是因为赋税加重而揭竿起义的,其中元末农民战争、明末农民战争,就是这样。拿明末农民战争来说吧:为了与清军、农民军作战,明朝政府一次又一次增加赋税,而横征暴敛之下苦不堪言的农民不反抗就没有活路。随着农民起义扩大,就会卷入更多人参与,明政府河南的福王就是促使更多人参与起义的人。这正如《国防新论》中所说的:“人民的叛乱,可以用军队镇压、用特务暗杀,等到军队叛乱、特务人员叛乱的时候,怎么办呢?人心一旦瓦解,组织再严密都是无用的。”



而一些农民起义里有多数官军出身,他们未必是因为农民军中有宋江那样名望非常高的黑白通吃的大人物而去参与,更多的是因为生活所迫,明末农民战争就是这样一场战争。

这就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力屈、财殚,中原内虚于家。

国家既然在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那么随着军费负担的加重,就使国内经济实力趋于衰退直至崩溃。穷人的数目在这种经济力下滑的时候不会也跟着下滑,它会呈反比例函数上升。即使政府让那些手握大笔钱财的富翁出资,也是杯水车薪,于事无补。

明末农民战争之时,河南洛阳的福王就是个吝啬于出资犒劳士兵的人,只出了4000两,有3000两还被守军将领私吞,这自然导致洛阳之战的最终结果:守军开城迎进了李自成,李自成杀了福王还散尽钱粮救济百姓,使起义军达到百万之多。

百姓之费,十去其七;公家之费,破车罢马,甲胄矢弩,戟楯蔽橹,丘牛大车,十去其六。



战争之时,大批肢体健全的青壮年会去上阵打仗,这就使劳动力开始短缺,劳力短缺,那么儿童、老弱会去填补空缺。劳动力或许解决了,但是生产力却降低了:原先要由那些技术掌握程度熟练的人去当了兵,那么要完成它的便是这些菜鸟。质量就此降低,精品也就成了豆腐渣工程。

二战最大的航母——信浓号就是这样。

除了劳动力短缺致使军需品产量降低、质量也出现问题外,还要拿这些又少又差的军需品去装备前线士兵,这么一来,恐怕即使是唯武器致胜论者也不得不承认武器以外的致胜因素。常胜军战绩下降,原先能攻克一座大城市的到最后恐怕连一座城市住宅的一角也碰不到。原先只需伤亡100人(或者更少)就会获得的胜利变成了必须损失200人、500人、1000人甚至更多人才能获得。

于是,国内会征集更多的人参军,兵检不合格的人也就上了前线。日本二战老兵斋藤邦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上阵的,虽然他之所以兵检不合格是因为大量喝酱油想逃兵役。

虽然一支军队因此成了“万人不死军”,但是对于一支昔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常胜军而言却早已不复存在,覆灭的命运在劫难逃(在后面的兵势篇讲具体描述一支强大的军队是如何走向覆灭的)。

前线的部队兵员或许因此充足了,但是后方劳动力却更加不足了。于是那些种族主义者也不得不调整政策,原先会被迫害、逮捕、屠杀、歧视的、会被施以各种惨无人道的刑罚措施的也就可以活下来,充当劳动力的去当劳动力,充当士兵的就去上阵,管你体检如何、种族如何,都要。



于是,国内罕见的外族劳动力成了常态,万历朝鲜战争后期,日军就大量地抓捕当地朝鲜人运回国内种田。

而如果连种族主义者都不愿做的事都做了,但战争还在打。那么,就会有从外国购买劳动力、兵员,这就是雇工、雇佣兵(历史上有很多找其他国家、地区的人去为本国服务的,他林敦人与皮洛士、罗马人与日耳曼人,这种情况,甚至连《格列佛游记》里也有讲)。外债形成了,为了偿还外债,政府会让那些手里还有钱的出钱去支付,钱付完了还不够或还要借的话,就会有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质子”的情况——把儿子送出去当人质做抵押,有女儿的话就会和亲,能当人质、和亲女子的儿女送出去后若还没有解决问题,就会变卖生产工具,于是剩下的远征军连劣质武器都没有了,都赤手空拳、拿石头木棍去战斗了(甚至手脚、牙齿);生产工具典当完了,就去搜集国内的矿藏、动物、木材,拿去国际市场上卖;矿藏、动物、木材完了就割让土地,先是辛苦夺来的占领地,然后连远征军战斗的阵地也变成讨债国所有,之后就是国内土地;土地割让完了,残存的人流于四方,与其他民族融合,留在故土的则成了奴隶,一个民族就这样瓦解了,祖先遗留下的遗产花完了。

而有勇气的一种做法,面对讨债者的做法,就是:割让土地割让到一半或快完的时候就反悔了,于是先前发起侵略战争的成了新的抵抗者,讨债者发动了新一轮侵略战争。被追债的为了打败讨债者,团结在了一起,他们将这个民族剩余的人集中在一起,原先在外的军队如有剩下也不打了全叫回来,与旧敌缔结合约就撤军了,而这一时期首都外全丢了,大家联合在一起,高高在上的放下架子、会浪费的也不再浪费,所有人都开始关心起来。

男人会去使用老旧、原始的武器,女人全都开始处理最基本的后勤供应,她们也会上阵、也会医疗伤兵,也会剪下头发捆扎那些需要固定的物件。第一年守住了,第二年食物匮乏了,于是一日三餐开始发生变化,变为两餐:白天一顿晚上一顿;第三年里变成了只有一顿,第四年里彼此开始交换孩子煮食吃掉,少年儿童、婴幼儿成了食物,第五年里开始吃老人,第六年里吃残疾者,第七年里吃妇女,第八年里开始论各种条件吃军官,第九年里小兵们开始吃战友,为了让自己活下来;每天每夜都会有人被扔进锅里煮,也有人还没等揭锅就被暗中埋伏的战友用绳索活活勒死,与自己以前吃掉的亲人、上司、战友一样上了餐桌(这虽然发生概率特别小,但不排除不会发生这种事的可能)。第十年里,仅存一个人时,没法守了,国破家亡,一切都完了。中国古代就有一些为了打下去而吃人的守城战。

另外的,为了打赢第一场侵略战争,讲道义的便会不讲道义,会投放生化核武器,会搞屠杀、会杀害俘虏,崇尚科学的会变得走火入魔,什么丧心病狂的玩意儿都会问世,更何况自杀武器、气球炸弹这样“彩票型”武器?

还有的,原本会执行稳定的人口生育政策的,也会为了战争而乱起来:法定的结婚年龄会越降越低,只能生一个的变成越多越好,只能娶一个的也会变成稀有动物,甚至因为“不遵守法律”而遭殃。



二战时期,日本就执行过这样的人口生育政策。

除此之外,为了战争,间谍特工、伪军伪组织成了辅助工具,中外历史上间谍战屡见不鲜;而伪军伪组织则是18、19世纪以来问世的。

二战时期的远东、东南亚、东欧、西欧均有伪军,甚至说按照对伪军的定义,冷战时期两大军事集团之中的华约也算。

间谍、伪军伪组织使完了,便会用假钞,他们会用当地通用货币制造假钞,让间谍带着它们四散传播,让敌国社会经济因此崩溃,然后利用屈服的上流社会人士去推广本国货币,从经济上消灭敌国。

二战时期,日德两国均有采用前一种方法,但都没有达到第二种方式(在第二种还没登场时它们就玩完了)。

经济手段用完了,就用文化。一方面用武器、刑具迫害那些不愿用本国文化的人,,一方面则用利益使占领区民众采用本国文化,当软骨头出现时就召开表彰大会奖励这些人。



历史上的汉文化、阿拉伯文化、雅利安文化(特指种姓制度)、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日本文化(二战时期)都是靠着类似或完全这样的手段建立了它们的帝国。

而如果这还不够,间谍就用宣传攻势,结合手里的关于敌国在战场上的暴行、败绩、逃兵这些负面资料去鼓动未占领地民众向政府施压,让他们停止战争。

如果鼓动不成,特工人员就会发动政变,将主和派推上执政府,迫害、暗杀主战派。

政变不成就用那些软骨头,让他们去宣传占领地的福利,策动敌国民众跑到占领地,投向侵略者的怀抱。

这还不够的话,就制造叛乱,搅乱未占领地。

叛乱不成,就用国际舆论,将自己打扮成受害者,从国际舆论上打击抵抗者。



国际舆论不成,就将这场局部战争打成多对一的战争。这便是以侵略为目的的联军战争,历史上的英法联军、八国联军、联合国军、多国部队打的就这样的战争。

当然,肯定有人出于政治考虑,不愿挑起者做大。他们会参战,会支持抵抗者(前面的第二场反侵略战争也是一样)。

于是,负担大的败亡了,轻的崛起了;挑起者即使取得胜利也会因为分赃不均与盟友产生冲突,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因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内讧而打起来的!

两次世界大战,谁都得不偿失:胜利者虽然取胜但有一大片烂摊子等着他收拾;失败者还要偿还各种债务;一些国家或灭亡,或肢解,或合并;一些民族成了流浪者,一些民族衰亡了;土地大的国家成了小国,有钱的国家变穷了,还有一些国家在政变或新一轮内战中换了制度、改了政府。而那些本是一个民族的因为分成南北两半而打起内战;有殖民地的国家或爆发殖民地独立运动,或像《凡尔赛合约》、《雅尔塔协定》那样,交由胜利者、送还本有者。

至于那些负担轻又选择正确的胜利者,穷国摇身一变成了头等富国,成了债权人,四处放债,四处牟取暴利;原先基础差的经过洗礼后知道了该如何建设。

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结束了,但是:有复国梦想的人领军抵抗殖民者,寻求民族之独立自由、国家之复兴强盛;因为战后待遇而对执政府不满的,他们会拿起武器暴乱、举起旗帜、横幅游行示威,散发传单、宣传手册建立社团政党,总之都在为自己的战后待遇而战。美国一战之后,大批退伍军人因为退伍金问题而与那些成为军警的父辈兄弟发生冲突。在国家修补战争创伤的时候,也会有那么些人在作死,打完仗就大肆庆祝。《战国策》就有这样的话:“死者破家而葬,夷伤者空财而共药,完者内酺而华乐,故其费与死伤者钧。”说的是阵亡者的家属为了安葬这些亲人而倾家荡产、打仗受了伤的为了医治他们,他们的家人拿出所有积蓄去买药材,侥幸存活的在家里庆祝、狂欢,这些人(指侥幸存活的人)所拿来庆祝、狂欢的费用居然与前两种人(死者家属、伤者家属)一样。



即使的,即使那些幸存下来的本国民众,他们不仅要散尽家财埋葬死亡的家人、医治受伤的亲人、照顾那些老弱残幼,还要作死的为那些侥幸存活的从前线归来的家里人举办宴会(据我所知,乡下还有一种怪异的方式,就是死者安葬当日会以所谓的行孝为名义举行宴席),钱花得不够了,政府还会出钱扶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破产真的不可能!

而历史上,因为穷兵黩武而削弱自身实力导致自己走向覆灭的案例,有很多:战国时期的齐国、中山,三国时期的蜀国,隋朝(打高句丽),外国的亚述帝国、波斯帝国、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兰西王国、威廉二世时代的德意志第二帝国(其影响直到希特勒上台才结束),还有美苏两国。如果要举一个离我们算近的,莫过于两伊战争,两伊战争前伊拉克、伊朗都是中东世界里数一数二的富国,但是八年战事之后,石油出口骤降、经济损失高达6000亿美元、各自经济发展计划也因为战争至少推迟了20-30年,彼此差点经济崩溃。

故智将务食于敌,食敌一钟,当吾二十钟;萁秆一石,当吾二十石。

一钟、二十钟、一石、二十石,比例虽然夸张,但是对于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不去从敌人、友军手里获得则是不利于本国经济建设的。

“小米加步枪,仓库在前方”、“没有枪没有炮,自有敌人送上前”一系列以战养战特点的语句,发生在那些生产力低下无法长期维持军械补充的国家(就比如以前的中国,但事实证明,抗战时期中国军民也不完全靠缴获,他们也自行生产轻武器)。

而无论何时何种情况,也都存在一钟广义上的以战养战:



战败的军队、国家、民族在战败未亡之时会更具有复仇、追求胜利与荣誉,更会从失败中汲取养分,正如甲午之战后的中国、一战之后的德国、二战之后的日本这三个国家。

而战胜方会对作战过程进行回放,找出不足,进行研究、改正与弥补。

而也在这种情形下,入伍新兵洗礼之后成了老兵,老兵又成了精英分子,不会打仗的小白、菜鸟成了虎将、军神,射击水平差的也会成为狙击手。

狭义上的以战养战——从敌国、友军、中立国手中获得自己需要的物资;而广义上的以战养战,则便是指吸取教训获得经验。

故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杀敌者,怒也,取敌之利者,货也。就是从士气、精神方面着手激励,自春秋战国时代开始,中国人就用封赏方式鼓励士兵作战。宋代时期,为了让流氓兵发挥战斗力,有人甚至开赌局出老千坑他们的钱,让这些输了钱又急于还债的手下对他惟命是从,上阵杀敌。明朝时期,明朝政府规定小兵若在战斗中至少割了一个敌军首级,要么升官,要么获得五十两赏银。万历朝鲜战争中,为了顺利攻下平壤,李如松将军虽然要大家不要割首级,也规定:先登城者赏银五千两。



也有激发士兵情感的,即墨之战田单让燕军挖掘即墨居民祖坟,还将亲人的遗体拉出来焚烧。也有失败的,就比如靖难之战的宋忠,想欺骗士兵说他们的家人被燕王朱棣的手下给关起来处理了,但是朱棣却识破伎俩,让手下对着宋忠的部下喊话,喊的又是对面士兵们所关心的人的名字,有朱棣用手下张玉等人的死激发士兵士气。

明清时期基本为关系,卢象昇的天雄军、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就是这样。

故车战,得车十乘已上,赏其先得者,而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

孙子时代是车战盛行或者说开始由盛转衰的转折期,由于是诸侯国间的军阀混战,社会发展虽然在继续前行但速度较为缓慢,因此在那个骑兵、铁兵器还没有成为主导力量的年代,战车、青铜兵器也就继续承担主角任务。在这种情形下为了适应本国生产力、降低本国民众负担,便有“更其旌旗,车杂而乘之”此类语句。

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而益强。

古代中国战争,拼得最多的是人口,一支连续作战的军队必然因为伤亡而要征集大量本国民众填补缺口。这必然增加本国民众负担,特别是劳动力因此削减之后。



为了避免劳动力数目不足导致生产力降低这一问题,也就有了优俘政策。

前面说过,为了结束战争,人道的会不人道,种族主义者也会放弃种族政策,各种极端的做法会井喷地冒出来。

同理的,建立伪军伪组织、不再对战俘、当地民众予以屠杀、迫害,也就成了常态。甚至于原先殖民地的人民也被发动起来。

二战时期,在中国有大批伪军,而在朝鲜半岛也有大批壮丁去日军部队当兵。

甚至于西方列强中也曾有大批士兵来自于殖民地,其中最有名的是19世纪参与印度民族反英大起义的印度雇佣兵。

俘虏被说服后,可以继续参军、可以当向导,总之一句话被俘且被说服的人叛国了。



但是在反侵略战争中,俘虏的敌国士兵,那就真的有用了。

他们的语言、军服、通讯手段都可以成为利用的东西。

说到这里,不妨看一下《日内瓦公约》以前老外是如何对待战俘的:

欧洲人会拿俘虏要赎金,只要你是贵族,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爵位,统统都要赎金,因此战场上被俘虏的贵族可以免得一死(也有处于政治考虑,不愿意将一个有贵族身份的人杀掉进而引起更大的战争,温斯顿·丘吉尔当战俘的时候就被如此处理),会被供养一段时间,直至被赎回。这一方法,无论是海盗时代,还是骑士时代都是这样。而小兵,要么被处死,要么做起苦工;叛徒、叛教者格杀勿论;异教徒、愿意改宗的异教徒,活的几率很低。

而对于那些平民,参与战斗的平民,如果你不是贵族、不是那种在舆论界工作的人,那么只要家里有钱还是会被勒索赎金。个别虚伪的人,为了替自己做辩护,对记者会既往不咎。

另外的,欧洲人也会交换俘虏,古罗马时代开始就有交换俘虏的习惯。交换俘虏,东方人看起来不一样,会被调查、未经上级批准擅自做主交换的还要挨批。



而至于南亚、西亚,既没有什么交换俘虏也没什么给赎金,男的做苦工,女的也一样,还要做性奴,总之没有人权。

纵观中东历史,唯一一个因为对待俘虏的行为而被敌人称赞的是萨拉丁大帝。萨拉丁之后基本都是处死。

至于蒙古人,他们恐怕是世界上第一个看中俘虏身上的生产技能的民族,对于那些有生产技能的被俘虏的工匠一向不处死,但是并不代表就不会殃及这些工匠的熟人。

而日本,说道日本,大家非常痛恨,说道日本人的对待俘虏的政策,所有人的观念基本是杀。

但是处死俘虏,恰恰是明治维新之后的。明治维新之前因为皇权旁落,没什么凝聚力,也就谈不上太高的忠君思想。日本人对待俘虏,都是优待的(在明治维新前),俘虏会被视为弱者,但是他们也会给与那些武士自我了断的机会,唯一不宽容的是忍者。

而明治维新之后,既然被要求无限忠诚,也就可以做出惨无人道的事。所以我们说,明治天皇是近现代日本兴亡盛衰之关键人物。



除了战车、士兵,可为我所用,还有战马,战国时期的李牧、安史之乱的李光弼均有应用生物学方面的异性相吸原理从匈奴人、史思明手里获得优良马种的案例。

故兵贵胜,不贵久。

打仗求快,不求慢。这里所说的速胜、持久是指战役、战斗中的,之所以求快是因为要防止敌军增援、战局生变;之所以求慢,是因为要尽可能地阻止敌军与援军会和。

在今日,速度制胜已成为决胜的不二法门。就连斩首行动、闪电战、外科手术式打击也要求动作迅速、命中准确无误、下手要狠。

但是防御战中,若没有死磕的本钱与决心,就要采用持久战法,先培养、扭转再求决胜。

持久战,专门为强敌——强大的入侵者开创的致胜法宝,分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攻守态势为先守后攻(先在防御战中积攒力量,然后在反攻的时候给与敌人致命一击),战术原理在于消耗敌人壮大自己;而在消耗敌军实力的同时,应该尽量保存自身实力,将伤亡降至最低,想尽办法最大限度杀伤敌军。如此,弱小的抵抗者也可以在最后扭转战局。



故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



以任何形式、数目存在的集体里,发挥作用的首先是那些有觉悟的人;在那些有觉悟的人中,处于首位的是那些知晓凡事利弊的人;而在那些通晓利弊又有觉悟的人中,处于首位的是那些品质中被“知道该做些什么”这一思想所浸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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